基辛格以历史为起点展开国际秩序观的多样性，即从历史角度分别加以描述，然后转向当代秩序问题。这种多样性首先建立在世界各种文明和制度的不同渊源的基础之上。基辛格列举了欧洲、伊斯兰、伊朗、俄罗斯、印度、中国以及美国本身等各种国际秩序观的历史演进。在此基础上，基辛格提出了一系列修正现存国际秩序的观点和选择。

中美“共同演进”

笔者最近在纽约与基辛格讨论世界体系和亚洲秩序问题。他的思考比《世界秩序》书中观点更触及实质，其核心概念是中美“共同演进”（Co-evolution）。要点如下，与读者共赏。

1、世界秩序面临哪些挑战。最近在基辛格头脑中反复考虑、最为忧虑的事情，是当前世界秩序面临的挑战。基辛格认为，19世纪以来世界秩序的中心在欧美，21世纪的世界秩序中心在亚洲。乌克兰危机和中东危机都证明这两个地区难以支撑世界秩序。世界秩序的支撑点在亚洲，其核心是中国崛起后的世界秩序以及中国对世界秩序的态度。亚洲秩序的最大变量是中国在未来20年的持续发展，中国的决定将影响和改变世界。美国必须考虑还有多少时间、多大空间可以维持这个秩序，需要构思未来的全球秩序。

2、亚洲秩序的未来前景如何。基辛格提出三种前景：一是美国继续领导亚洲秩序。这个局面目前尚可维持。由于多数亚洲国家既担心“中国威胁”，又担心陷入新旧秩序交替或两种秩序并行的困境之中，仍然需要美国的领导和保护；但是如果美国的维持能力持续下降，亚洲现存秩序可能崩溃。二是美国力量不足，只得依靠美日同盟为基础的亚洲盟国体系制衡中国。但其后果很危险，可能导致美日同盟与中俄同盟对峙的冷战局面。三是美国与中国合作共治的亚洲新秩序。前提是美国在保持其亚洲主导地位的同时，认可中国崛起后的地位，走向中美共同演进的“太平洋共同体”，这是亚太国家共同参与的开放型秩序。

3、中美两国如何构建亚洲新秩序。基辛格认为，亚洲秩序问题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美之间应坐下来认真地讨论亚洲秩序，提出各自底线，确定双方核心利益的边界。中美必须不断扩大合作领域，深化合作内容，展现合作成果，才能使亚洲国家对未来秩序有信心。建立亚洲秩序的关键在于确保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美国和中国都希望保持本地区稳定，这是共同建立地区秩序的基础。为了避免本地区出现新的冷战局面，中美双方应改变在安全和经济领域相互排斥的做法，构建中美共同参与的亚太地区多边经济合作机制和安全合作机制。

进入21世纪以来，在全球范围内，国际体系转型越来越加速，其前景扑朔迷离。在这样一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各种国际秩序观风云际会，不同历史文化价值观的对立、暴力冲突、技术扩散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对抗是否可控，或者走向秩序崩溃、导致人类的灾难？这些就是本书作者基辛格和他的老友、前国务卿舒尔茨在一次午后咖啡深谈中共同谈到的忧虑。这次谈话成为基辛格写作《世界秩序》的压力和动力。

基辛格在书中所要讨论的主题正是如何构建一个共同分担责任的世界秩序，需要对国际体系和秩序的根源进行深入思考。

基辛格的多面性

任何一本巨著，如同《红楼梦》那样，不同眼光的读者都会从中见仁见智。标题简明的《世界秩序》具有同样的魅力，也带给读者同样的迷惑。全书内容的多重性与基辛格本人的多面性，二者在书中熔铸合一。

基辛格在离开官场数十年后，91岁高龄依然才思敏捷，这是他的第21本著作。这本书既是基辛格60年外交生涯的经验和理念总结，又是400年来国际秩序变迁的历史总结。书中深入揭示近现代以来国际秩序的各个关键篇章，预测中美关系和欧盟未来的长远趋势，总结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教训，对伊朗核问题、“阿拉伯之春”、乌克兰危机等最新事态全部覆盖，一览无遗。作者的眼光深刻而独到，其观点兼具挑战性和准确性，纵向的历史感和横向的现实感交织，引导读者追随这位战略大师的头脑驰骋天下。

从思维方式上看，基辛格具有同时运用几种研究方法的能力。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基辛格以简明深刻的笔触，熟练地挖掘过去，重温西方崛起的历程。他没有列举一长串政策，而是对历史事件进行沉思，找到过去与现在的相似之处。作为一位战略家，他擅长地缘政治的分析方法，以另一种思考方式来找到各种国际秩序之间的共性，即建立大国均势的困难。作为一位外交家，基辛格又是一位现实主义的大师，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读到他对国际秩序的核心概念即权力与合法性的深刻理解。

从基辛格一生的实践看，就是不断捕捉机遇并改变着世界秩序。他作为当代最杰出的外交家、战略家之一，几十年参与制定核心战略和最高决策（包括国家安全助理、国务卿）的经验，实际上成为国际秩序的“塑造者”之一。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为结束越南战争而展开的巴黎谈判，促成里根和勃列日涅夫的雷克雅未克会谈，这些20世纪外交史大事件的背后，都有他亲力亲为之功。在1970年代美国需要喘息的时间和空间，基辛格大胆调整对华、对苏政策，却受到政敌的猛烈抨击。因此，他在书中又提出新的国际秩序理念，大国之间只有相互尊重，不彼此对抗，拥有共同目标，才会有一个更安全、更美好的世界。

基辛格善于发现旧战略的缺陷，又勇于创造新的战略概念并以此构成新的战略空间。“可能性外缘”就是他的独创之一。这个概念把世界看作一系列不断变迁的现实倾向，战略家就是要不断适应变化，把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基辛格如是说：“你越是靠近可能性外缘，就越冒风险，因为你单枪匹马。”这就是他的成功秘诀，足以解释他当年秘密访华并取得成功的原因。这也是他在书中列举黎塞留、梅特涅、塔列朗、俾斯麦等欧洲史上著名外交家的原因——他们全都利用一切机会来实现几乎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人们可以从这本书中读到基辛格与外交史名人相重叠的身影。

基辛格的语言特色是具有很大的弹性，这既是他擅长外交技巧的表现，又是他分析问题的一种方法。他既可以按照形势变化的风向调整自己的判断，又可以对未来大趋势保持清醒的洞察。他在战略问题上常常保持悲观的现实主义，但是从来不把形势描绘得一团漆黑。有人评论说：“基辛格能够与六个观点截然不同的人会面，然后说服所有六个人，让他们相信面前的这位是真正的基辛格。”正是这种灵活性，使基辛格能够与理念不同的外交界人士找到共同点。希拉里·克林顿在其《纽约时报》书评中称道基辛格的新作，其实他们各自的外交理念很不相同。基辛格和笔者讨论这本书时也承认，在出版之前，他以为书中的观点只会得到少数人赞同，现在看来情况比预计的好得多。表面上看，基辛格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游刃有余，实际上他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左右两派做了一个总结。

列举这位大师的多面特点，还需指出他的核心理念。希拉里·克林顿在其书评中直言：“虽然我们对世界和面临的挑战常常看法截然不同，现在和过去也都主张采取不同的对策，但是有一种共识，即对美国继续担任领袖、维护自由秩序的信念。”这本书说出了他们的共同担忧，就是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是否还能、如何才能保持下去。这就点出了《世界秩序》的本质，若是忽略这一点，天真的读者就会陷入基辛格布下的“八卦阵”。

国际秩序观的多样性

马克·吐温说过：历史不会重演，但却总会像押韵一样惊人地相似。基辛格正是以历史为起点展开国际秩序观的多样性，即从历史角度分别加以描述，然后转向当代秩序问题。

在本书导言和前四章中，基辛格用了全书一半篇幅探讨世界秩序多样性及其起源问题。这种多样性首先建立在世界各种文明和制度的不同渊源的基础之上。基辛格列举了欧洲、伊斯兰、伊朗、俄罗斯、印度、中国以及美国本身等各种国际秩序观的历史演进。在此基础上，基辛格提出了一系列修正现存国际秩序的观点和选择。

观点之一：迄今为止并不存在一个“真正的国际秩序”。在世界历史的大部分时期中，各种文明都曾有过自己的国际秩序定义，把自身视为世界的中心，将自己的原则视为世界的普遍价值。中、印、俄各有其传统和历史，从而产生不同的世界秩序观。古代中国的“天下体系”，把周边看作“夷狄”；罗马帝国则把周围称为“蛮族”，称自己为“世界中心”；二者后来分别成为东方和西方关于世界体系的概念来源。早期的伊斯兰世界认为自己是世界上唯一合法的政治实体，要将其教义扩张到各地以形成世界秩序。中世纪欧洲神权政治体系解体后，开始组成主权国家为单位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成为近代意义上国际体系的开端。这些古代的世界秩序观在当代世界依然发生深刻的影响。

观点之二：在西方与非西方之间存在着世界秩序观的真正差别，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差异和发展进程必然会影响当代世界秩序。近代以来，非西方国家落后挨打，在国际秩序中始终处于边缘和底层。尽管如此，基辛格提醒人们，“世界广大地区从未赞同西方秩序观，只是默默顺从”。进入21世纪以来，非西方国家尤其是东亚国家更显活力。西方关于民主、人权、国际秩序的理念受到多样化解释的挑战。新兴国家积累巨大权力资源后，不再需要默默顺从，它们不会接受美国秩序，甚至试图在邻近地区试行自己的规则。基辛格警告说，如果不承认这些差异，不承认西方秩序并不具有普遍性，将不可避免地造成灾难性后果。

观点之三：当代世界秩序起源于欧洲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其基本规则部分还有效，部分已经过时，应加以修正。基辛格认为，世界秩序的最初基石是由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奠定的。这个体系有两大特征，一是不寻求彼此强加给对方的宗教原则，不干涉别国的国内秩序，以多样性作为起点，吸收多个社会共同寻求和参与构建国际秩序。二是鼓励冲突各方建立平衡和达成妥协，使彼此敌对的国家根据国际准则和集体监督而实现共存。这两个特征至今仍有重要意义。但是，西方大国正在抛弃前一个特征，试图将西方秩序和意识形态强加给非西方国家；新兴大国又不愿意接受后一个特征，认为这是非西方压制它们崛起的借口。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成为历史，它应当融入当代现实因素而转型为新的国际体系。

观点之四：社会内部变化比外国入侵更深远地改变国际体系，宗教文化影响使冲突后恢复平衡变得异常困难。历来学术界都把大国对抗、世界大战作为国际秩序变革的根本动力，但是国际体系和秩序变化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各国内部变化和宗教文化影响。基辛格认为，世界秩序不是大一统的实体，而是受到文化和历史影响的产物。例如，欧洲已经从追求独立的民族国家向欧洲一体化的方向转变，但是欧盟秩序的脆弱性正是因为欧洲从未有过单一、固定的身份认同。又如，2011年“阿拉伯之春”和2014年“伊斯兰国”（ISIS）崛起，沉重打击了在中东建立西方民主秩序的观点，“基地”和“伊斯兰国”等非国家行为体的威胁来自于宗教文化的深刻根源。再如，西方曾经认为，只要消除苏联威胁，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就能安然无恙。但是，受到打击的俄罗斯对西方秩序极为不满，同样抵制和对抗现存秩序。因此，西方国家应当学会尊重非西方国家的文化传统，这是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关键。

观点之五：权力与合法性的转移是世界秩序转变的两大要素。基辛格认为，只有实力而缺乏合法性的体系，只能自我毁灭；仅仅主张道德而缺乏执行力的秩序，也只能自我解散。按照这个观点，随着权力在新老大国之间转移，合法性也将随之转移。如果当代国际体系不能反映这种转移，那么它既不具备实力，也缺乏合法性。基辛格在书中多次提及，国际体系应反映现实的变化，主导体系的大国应为体系转型而作出切合实际的让步，而不是从道德标准出发维持现存秩序不变。因此，世界新秩序的基础在于权力和合法性之间建立新的平衡。国际秩序的多样性体现在这种权力和合法性的过渡性上。基辛格关于在权力与价值观之间维持平衡的国际秩序观，比纯粹的理想主义更有助于形成一个较为稳定的国际秩序。

观点之六：国家是全球秩序的根本基石，秩序比自由更为重要。基辛格认为，秩序和自由是相互依赖的。建立长期平衡的重要性远远超出迎合选民的短期让步。他说过：“如果一种选择是正义和无序，另一种选择是秩序和非正义，我始终都会选择后者。”基辛格的这个观点，显然首先是维护西方主导的秩序，但是又不同于把价值观置于秩序之上。读者不应当拘泥于抽象的“正义”和“秩序”概念，应从当代世界的深刻变化中来理解。由于“颜色革命”、网络新媒体等因素出现，秩序和自由这两个概念受到颠覆，世界变得更加无政府主义。以“正义”外衣出现的破坏力量不断上升，威胁到人类健康发展的正常秩序。这种破坏力量，既有西方支持的所谓“民主化”，也有非西方的“原教旨主义”。基辛格主张“秩序”先于、高于“自由”，不是通过干涉别国内部事务、而是通过“力量的总平衡”来实现国际秩序的稳定，实际上就是“大国合作治理下的秩序”。

总之，在基辛格看来，国际秩序正在陷入多样性悖论的困境，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欧美要求各国都遵守西方价值观，但是支撑这种价值观的物质基础相当脆弱。欧洲在一体化进程中步履维艰；美国则难以发挥“世界领袖”的平衡作用；中国、印度正在崛起，但是在国际秩序中尚未获得相应的地位；俄罗斯尚未从苏联解体的阵痛中痊愈，又添新的创伤；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正在从“基地”恐怖主义转向哈里发统治下的“另类秩序”。基辛格试图为解体中的国际秩序提供某种粘合剂，大国合作和尊重多样性是其有价值的两帖处方。

美国秩序观及其面临的挑战

基辛格在书中把美国霸权归结为“为全人类而行动”的口号，同时又承认这是一个“令人既爱又恨的超级大国”。美国的世界秩序观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美国霸权观。美国霸权秩序的两重性特征就是将其扩张主义和世界秩序结合起来，以“普世价值”和“多党政治”作为其道义制高点，把国家利益和大国均势作为其战略支点，由此形成“美国治下和平”的世界秩序结构。

美国的软实力演绎成为一种宗教式的理想主义：世界似乎可以集体性地“弃恶从善”，外交政策是一种“伸张正义”的斗争。二战后，一代又一代美国领导人都在传播这个错觉。冷战结束后登峰造极，“9·11”事件更加强化美国国际秩序观的意识形态因素。美国舆论鼓吹“普世价值”的十字军东征精神，将美国置于意识形态的虚拟威胁之下。如小布什所说，“美国的自由生存取决于其他国家的自由成功。”

以意识形态为轴心的国际秩序观与基辛格的力量-合法性平衡的国际秩序观差别甚大。当代美国的硬实力相对下降，软实力目标却在不断扩大，二者之间的巨大缺口难以支撑“一超独霸”的旧秩序。美国陷入外交和军事、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力量和合法性的两难困境。美国“普世性”原则和美国治理模式在其他国家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较少可操作性和合法性，加剧了美国霸权与世界其他部分之间的紧张关系。

挑战之一是，美国的世界秩序观越来越难以得到其他国家的支持。基辛格承认，当代美国的国际秩序观已难以得到大部分国家的拥护，即使欧洲盟国也与美国经常发生歧见。这与20世纪以来美国承担“世界警察”的历史惯例相背离。当美国“普世价值”原则与他国利益发生矛盾时，美国的秩序和规则就表现为双重标准。美国越是将其价值观和制度模式强加于别国，国际秩序就越加解构和混乱。“阿拉伯之春”的灾难性后果证明这一点。美国人开始怀疑在国外提倡“民主”是否真的有助于美国利益。

挑战之二是，美国维持世界秩序的主导能力暴露其局限性。苏联解体后，美国一度认为“美国单极世界秩序”已经确立。但是，美国力量和利益最大化过了顶点之后，优势差距就会逐渐缩小到零，物质力量不足和政治智慧失灵就会暴露出来。基辛格认为，冷战的胜利具有模糊性和局限性，美国并未完全实现其战略目标。美国领导世界秩序的能力和道义越来越受到质疑。仓促应对危机，过分冒险投入和不计后果撤出，匆匆打发了事，恶性循环，每况愈下。长此以往将造成地缘力量失衡，酿成更多军事冲突，世界将更加失序。

挑战之三是：美国两大党的孤立主义者正在迫使美国放弃其在世界舞台上的传统角色。基辛格认为，孤立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是不同国家和平共处的障碍，阻碍着美国在世界秩序中发挥领导作用。美国的干预行为往往以普遍原则为开端，以美国内部反对、社会撕裂而告终。二战后美国打了五场热战，每次都引起国内深刻分歧。承担国际责任的前提是国内支持。当美国陷入困境、撤离战场、减少卷入时，孤立主义更容易被舆论所接受。

挑战之四是：美国外交政策必须摆脱战略僵化的影响，展开新一轮战略调整。一是确定其优先目标，回答新的问题，寻找新的动力，获得新的支持。二是重新评估美国式世界秩序的适应性，更新军事实力，重建国家优势。三是把道义制高点与战略要素结合，计算其他深层次战略因素，包括不同文化背景和地缘政治的差别，充分考虑对手的战略目标和资源配置。四是重塑世界秩序即某种程度的“去美国化”，在不放弃美国价值观基本内涵的前提下，使美国的世界秩序观较少利己性和威胁性，从而得到更多国家认同。基辛格认为：如果美国不能实现上述战略更新，美国的国际秩序观就难以获得合法性和有效性。

美国是否能够实现这种战略转变？基辛格的回答是肯定的。美国外交的历史记录就是一个不断应对挑战、不断调整战略的过程。从老罗斯福走向太平洋开始，美国的历届总统都是在建构世界秩序的过程中应对一系列挑战，在美国的世界秩序目标与其能力有限性之间不断进行再平衡。当前这次世界秩序调整是美国目标和能力的又一次再平衡，却不同于奥巴马的“战略再平衡”。基辛格认为，调整的结果将是美国的理想主义更务实，美国的实用主义更具有长远目标，从而使美国承担维护世界秩序的更大责任。

亚洲秩序与中美秩序观的互动

基辛格把亚洲秩序的核心问题归结为“对抗还是伙伴”，他对亚洲秩序的观察深度似乎不及对世界秩序和美国秩序观的思考。因为，他的观察是建立在西方的亚洲观基础上，而不是从亚洲国家本身的文化传统和利益相关性出发来判断的。基辛格认为：亚洲秩序呈现出“次区域”的多样性特点。亚洲国家分成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等次区域，每个区域内的民族、语言、宗教、社会、文化结构不同。历史上的东亚秩序是朝贡体系。它由一个中央王朝和一大批较小政治实体组成；由此形成的亚洲外交，其特点是大国保护下的蕃邦和附庸，实际上具有很大的弹性空间。以国家利益为基础的外交政策在亚洲占据主导地位。大部分亚洲国家独立后，奉行主权独立和不干涉原则。西方认为亚洲国家过多关注国家利益，关心人权不足。亚洲地区秩序包含着深刻的美国因素和大国均势。亚洲地区秩序中一直存在着美国因素，美国为了防止出现权力真空和倾斜，尽力保持亚洲若干地区大国竞争的均势结构。

在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中，基辛格又指出21世纪亚洲地区秩序的新特点：其一，一批新兴国家崛起引发各国内部强烈的民族主义认同；其二，曾经被西方中断的传统文化复兴，加大了亚洲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其三，高度关注国家主权与核心利益的同时，非零和合作的地区机制也在发展；其四，引入现代技术的军备竞赛正在展开，增加了误判和冲突的概率；其五，亚洲秩序对世界秩序具有结构性的挑战意义，它测试着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能否建立。

在此背景下，基辛格对中国与现存国际秩序的互动关系展开战略分析。

首先，历史上中国的秩序观并不挑战西方的秩序观。在基辛格看来，在亚洲各国中，中国的国际秩序观距离西方最远。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其文化深刻影响着世界，并具有大国地位，因而很难全面接受西方秩序观。中国从秦统一到清朝一直持有一种天下秩序观，以自己为中央王国，以中华文化启蒙各国。周边国家只能效仿中华文化的形式，而不能进入中华文化的本质核心。中国的古老观点把世界秩序视为一种君临天下的朝贡体系，其功能不是为了强化中国的经济利益和军事实力，只是确认番邦地位、处理蛮夷事务的一种仪式。以此为基础，中国的秩序观是非进攻性的，即使万里长城也是防御性的。中国人追求的是文化主导的心理优势，军事行动也只是为了“教训”邻国，以保持其尊严。中华文化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都是逐步将它们“华夏化”。从五胡乱华、到蒙元、满清入主中原，最终连它们的祖先发祥地都被“汉化”，变为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并不输出制度，而是吸引别国前来学习其制度。中国的世界秩序观与欧洲多样性平等国家组成的秩序观显著不同。中国本身是某种世界秩序，或者是更大的世界秩序一部分。

其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不断融入而不是挑战现存国际秩序。基辛格在书中分析了中国对现存国际秩序的双重心态：一方面，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中国进入国际体系并接受现存世界秩序的规则，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把中国提升到世界经济第二位。另一方面，中国怀着既爱又恨的历史记忆进入国际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它被迫接受国际“游戏规则”和“责任”。它并没有参与制定规则，因而期待自己成为规则制订者，并或迟或早修订这些规则。中国一面等待着变革到来，一面在国际秩序中日趋活跃。它具有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潜力，并承担起越来越大的国际责任。1949年以来中国已经更替了五代领导人。每代领导人都代表那一代中国人的需求，反映中国参与乃至塑造世界事务的演变过程。中国新一代领导人都受过现代高等教育，这意味着中国精英开始受到中华文明、革命传统和西方文化的三重影响，他们在国际秩序观上与世界各国的共同点正在不断增加而不是减少。基辛格的判断是：21世纪中国崛起是一种古代文明与现代国际体系的结合，是“天下体系”与技术现代化的结合。随着技术和贸易的渗透，相互对立的制度将越来越接近，并不是一种世界秩序规则压倒另一种。

其三，中美两者国际秩序观差异但具有共同点，堪称“殊途同归”。基辛格在书中详细列举了中美双方的异同。中美两国同为世界秩序不可或缺的支柱，二者对国际体系都怀有爱恨兼有的心态，对此体系设计的判断不同却又承担着各自义务。中国作为一个主要大国，在21世纪世界体系中将发挥史无前例的作用，但在这方面缺乏经验。美国在如何与这样一个大国保持长久关系方面，也缺乏经验。中国与美国有着相仿的幅员、影响力、经济规模，却有着不同的国内秩序模式。中美两国的文化与政治背景有着重大的差别。美国的政治哲学是实用主义，中国则是从理念出发。美国从未有过强大的邻国威胁，中国在其边界以外始终存在强敌。美国认为每个问题都应有解决办法，中国人认为每个老问题的解决都是新问题的开始。美国人追求对于当前环境的直接反应和结果，中国人则集中关注于渐进式变革。美国人习惯于对可运作项目制定具体议程以解决问题，中国人习惯于提出总原则和引导问题进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共产主义理想和传统中国文化价值的结合，而美国人对这二者都很陌生。历史上相互隔离的中国与美国，只是到最近若干年才进入一个共同的国际体系。中国认为，中国是例外的，在很大程度上在这个体系中受到遏制。美国也认为自己是例外的，但在这个秩序中传播其价值观。这两个大国都在进行根本的国内调整，不论二者成为敌手，还是成为新型伙伴，都会对21世纪世界秩序起到重要的塑造作用。

其四，中美两国都在避免战略冲突，共同推进“新型大国关系”。中美对于国际秩序的看法从对抗转向结交，始于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当时美国尽力改善中美关系并使之好于美苏关系，这本身就是重新定义美国的国际秩序观。一方面，这个战略调整使苏联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另一方面，中美双方的地缘政治需要超过双方对意识形态纯洁性的要求。经过40年的发展，中美之间在国际秩序观方面的共同点是增加而不是减少了。由于中国迅速崛起，国际舆论常常把21世纪初的中国比拟20世纪初的德国，怀疑美国与中国能否避免历史悲剧重演。基辛格作为来自德国的移民，对此历史疑问尤为关注。他认为，“新型大国关系”的双方可能都是出于策略考虑，但这是避免历史重演的唯一出路。其要点一是在于中美双方都应吸取一战前的历史教训，防止由于不断增长的怀疑气氛和偶发事件而导致灾难性后果。中美双方有思想的战略家们都在援引历史经验和行为模式来避免不可避免的未来冲突。他们已经认识到，当时欧洲领导人无法区别策略与战略，在军事计划诱导下走向安全陷阱。二是中美两国领导人都公开承认双方具有共同利益并在太平洋地区构建战略伙伴关系。这是保持力量平衡、减少军事威胁的一种方式。三是中国和美国都在致力于构建一个建设性的世界秩序，关键在于双方都不可能取得独一无二的世界领导者地位，如同美国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所拥有的那种单极地位。基辛格所理解的“新型大国关系”是大国均势和伙伴关系的结合，伙伴关系理念应成为亚洲均势的核心要素，并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性。虽然这与中国所提出的“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原则不尽相同，但是他对这个全新概念的思考确实具有战略价值，有可能改变过分依赖美国同盟体系的旧思维。

如果说基辛格对中美两国的国际秩序观只看到合作面，而遗忘其竞争以致冲突面，那么就不是基辛格这位悲观现实主义大师的本色。他在书中不乏展开中美之间可能对国际秩序走向的不同选择，以及由此产生的危险前景。从更长远的观点看，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不可避免。基辛格援引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世界近现代史上15次新旧大国交替的案例，10次都是以战争为结局。避免这种历史惯性，必须排除一系列巨大的障碍。例如：中美之间缺乏战略互信甚至深深怀疑对方的战略意图，在中国方面，把许多美国行为都看成旨在抵消中国的崛起，试图把中国永远置于二流国家的地位；在美国方面，则担心中国不断增长的实力将系统地削弱美国的主导优势和国家安全。又如：选择军事力量来追逐核心国家利益，几乎是所有大国战略的必备部分。双方都由于另一方的军事防御计划而加深战略猜疑，即使是“正常”维护国家利益也会被归入“最坏可能性”，双方都防止单方面部署和意外事件而陷入军备竞赛，还会由于地区安全秩序和第三方挑战而卷入更严重的危机，如朝鲜半岛、台湾海峡、中日对抗、南海争端等等。基辛格指出，纯军事方式的东亚平衡很可能导致比一战前更为强硬的盟国集团对抗。军事因素不应被当作唯一的、甚至是主要的平衡定义者。在冷战时期，双方分界线由军方划定；在当代这种分界线不应主要由军事部署来决定。如果美国坚持在亚洲推行“民主政治”和“普世价值”，也会强化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基辛格建议，美国应在战略考虑中调整人权问题的优先顺序，尽管不可能完全将它放弃。即使两种观点难以妥协，双方领导人也有义务防止这种分歧滑向战略对抗。

中美两国关于国际秩序观的异同和互动，是当今世界秩序演进中最为核心的问题之一。基辛格对于国际秩序的战略调整和思维创新，有助于缓解乃至消弭双方的战略分歧，使亚洲秩序和世界秩序的转型保持在稳定、渐进的轨道上。基辛格更为具体的设想是：能否保持和平取决于各自在实现目标的克制程度，并有能力将竞争限定在政治外交领域。这是“不对抗不冲突”底线思维的另一种表述。类似观点还有许多：基辛格提出的国际秩序观多样性与中国提出的多极化世界；基辛格提出的国际体系调整与中国提出的改革国际旧秩序；基辛格提出的国家作为国际秩序基石与中国提出的不干涉内政和国家主权完整；基辛格提出的降低价值观战略内涵与中国提出的不以意识形态划线；基辛格提出的军事因素不是亚太战略定义与中国提出的构建开放型亚洲安全体系；等等。如果中美之间就国际秩序观达成更多共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就可以获得稳定的框架结构，进而为构建中美利益共同体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基础。

在我看来，这是基辛格新著《世界秩序》的真正价值所在，也是这位战略大师的过人之处。但愿不仅是中国读者，美国读者也能够发现和理解基辛格的“其言也善”。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上海美国学会会长、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名誉院长）

来源：《文汇报》2015年1月16日